拍一部毕业短片，20多个人、4天，成本1.2万元。这是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张然想尽办法省出来的价格：主演是外甥，场地是姥姥家的“旧房子”，交通工具是托家里关系借来的一辆大车。如果是商业剧组，总体预算“要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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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部摄影集，1个人，3年，成本20万元。在今年的毕业展上，四川美术学院摄影专业学生王婧岚的这个作品成为学校“顶流”，甚至出现了“代买周边”的状况。
2015年中央美术学院将学校内部毕业展升级为面向公众的“毕业季”。今年，央美毕业展每日观展近1.5万人次。2025年四川美术学院“开放的六月”毕业展全展期75万人次观展。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于洋提到：“走过11年的毕业季，毕业展早已从一场展览演变为具有节庆性、文化消费性的大众文化现象。”
在展示现场，有学生表示毕业设计花费几千元，有学生表示花费几万元，当被问到“毕业作品是否能帮你找个好工作”的时候，有人说“难”，有人说“我相信它可以”。
把毕设片场拉到“姥姥家”
本科毕业于某传媒大学导演专业的邓杨晨，毕业设计短片耗资20余万元。即便三人分摊，每人也近10万元。他说，在头部影视类院校导演专业，“毕设成本普遍在20万至30万元这个区间”。
邓杨晨说：“我一直没怎么好好上课，本科4年长期在外兼职，参与商业项目的拍摄，才攒了这么多钱拍毕设。”
邓杨晨认为，拍文艺片，开销相对小点，但非常考验学生的艺术感知力。而拍类型片，花销实在是难以压缩，“就拿租赁设备来说，专业的电影镜头日租金几千元，几天下来就得花掉小几万元，所以我们拍摄时都必须紧锣密鼓”。一旦超时，日成本就要乘以1.5。
一名河北的小演员参加过几次学生毕业短片的拍摄，片酬被压缩的同时，几乎每次都要从早拍到深夜，“比拍短剧还累”。学生剧组为省钱常把时间表排得太满，但因经验不足，一环脱节便会导致延时，“为了省钱，反而花了更多的钱”。
2024年，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一名学生的作品《超级蜂巢》上了热搜，该作品由一摞裁剪纸板、机械驱动的动态纸箱及底部屏幕组成，屏幕循环播放纸箱制作、回收与搅碎的视频，箱体表面投影有向上攀爬的手部影像。有人认为这是“废纸壳”“像一堆垃圾”。
作者后来解释，这个作品需要特殊的纸盒，总耗费约2万元，包括人工搬运费、钢板焊接制作费等。
今年，中国美术学院教务处处长陈正达在文章《世界再展开——在计算时代重申艺术的“壮游”与教育命题》中提到评价范式转移的现象，他表示“2025毕业季创造的超高流量宣告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隐性‘评价权力’击穿了学院围墙”。
一些学生表示，在这样的凝视中，不知不觉间超过了原有预算。向社会公开展出让学生做毕设不能“水”，也不敢“水”，而代价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呈现、布展，都需要钱。
有人自力更生，也有人靠众筹。一些学生附上作品阐述、个人介绍和创作大纲，在线上发起筹款。但记者查询发现，绝大多数毕业作品的众筹都宣告失败，筹到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主创人员的亲人和朋友。
一位十多年前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回忆，为了拍毕业作品，他们拉投资、找赞助。那时房地产市场红火，他找了多家房产经纪公司，最后有一家愿意给什么都没有的学生剧组赞助3万元拍毕设。
张然毕业于西南某综合类大学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如今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硕士研究生。他的本科毕业作品花费是他“省出来”的。他一路靠国家助学贷款读书，利用课余时间“接活儿”，一边养活自己，一边积累人脉与资源，甚至培养出了几位可以帮自己拍摄毕业作品的学弟学妹。
为了节省场地费，张然把片场搬回了老家县城。主要拍摄场地是姥姥家的旧房子。主演是外甥，其他小演员是他从当地一所小学里海选出来的；作为交换，他给学校做了几期宣传视频。后来，这个拍摄了4天、20人的剧组，总共只花费了1.2万元，主要成本就是工作人员的来往交通和伙食费。
在动辄花费十几万元的影视类工作组里，张然把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极致。他说：“好故事不需要太大的成本。”
河北科技大学影视学院设计系学生李家和的毕业作品《地儿》，由6个人完成，总成本为5000元，入围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基石单元，是那一届戛纳电影节入围的4部华语短片之一。
《地儿》讲述因为一场意外事件，两位主人公开始寻找那个属于他们心中的好地方。这部影片24分钟，拍摄条件简单，甚至连录音杆都没有。拍摄周期仅10天，导演李家和每天晚上都会剪辑复盘。
机会和损失
今年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展期间，毕业生王婧岚的摄影作品前总是聚集着人，还有人专门以代购她的毕设周边产品赚钱。
这部毕业作品《21世纪巴别塔》，王婧岚耗时3年，花费20万元。她从美洲出发，抵达埃塞俄比亚，记录下沿途战区、荒原、雪原、城市中人们不同的生活样貌。
记者观察到，在毕业展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多指向创作者的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一些参展学生的抖音、小红书涨粉情况明显，毕业生郭婉钰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五一”假期她的小红书涨粉900+，抖音从零涨粉到700+，播放数据从个位数跃升到5位数。
已经是自媒体博主的王婧岚认为，可以“依托毕业展的流量，吸引投资人、策展方关注自己的作品，挖掘附加价值”。
在某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就读的本科生康倪告诉记者，在她所在专业的办公楼里，专门有一间房子储存往届学生留下的作品——业界通常认为巨幅书法作品更能彰显学生的创作水准、运筹能力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但巨幅作品不仅材料和装裱成本高昂，而且，“往年基本卖不出去”。相比之下，如今很多同学都选择做小巧的书法作品，符合大众的装饰和收藏需求，也“更好变现”。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洪荣满在其署名文章《我是主角——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展现场观察》中提到，情绪疗愈装置、趣味互动等作品元素，几乎已成为每年毕业展的“固定节目”，也最容易在“大型带娃艺术启蒙”式的观展现场获得关注与传播。他提到：“选题的不断重复令人思考：毕业创作是否还能探索更多新的方向？”
一位在广东某职业大学教设计课程的老师告诉记者，她做本科毕业作品时，投入了不少资金，因为做的是装饰品，很快，就被订购了，基本回本。
当时，她准备继续深造，毕业作品刚好成为她申请学校的作品集作品之一，“所以我可以慢工出细活，可以投入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去做”。
后来，她依靠本硕时期的课程作品和毕业作品，创立了自己的首饰品牌，并运营至今。
但她当了教师后，总劝学生“量力而行”。她发现，大部分学生也不愿意在毕业作品上多投钱。一方面，她所在的学校并不重视毕业展，学生很难在这个展览中有实质的收获。另一方面，对于首饰设计来说，原材料可以买便宜的，但大部分学生毕业前期要去实习，没时间“手搓”，“找工厂做本身就很贵”。她理解学生有不同的出路，也并不会在毕业作品上为难他们。
一些在国外学艺术的留学生也同样面临毕设花费的问题。本科时，林悦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某高校读工业设计专业，毕设做了一款治头疼的耳机产品，学校组织了毕业展览，“整个墨尔本的市民都可以来参观”。据她观察，也有公司的人去看展，她想这或许会对求职有帮助。于是，为了展陈好看，她的很多同学都是从中国海运了质量更好的展板，也因此付出了更大的成本，“光运费就几百块钱”。毕业展览时，她也留了自己的名片和作品小卡片在展区，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如今，林悦即将投入秋招，尽管本硕的两次毕设也花了心血和金钱，但她没有打算用学生时期的毕业作品或课程作业去求职，而是又花了些钱请机构的人帮忙做求职作品集，“学校做的东西和公司要看的不太一样”。比如，学校明令禁止在毕业设计中使用AI，但现实中一些岗位在招聘时会要求求职者具有使用AI产品做设计的能力。
一名互联网大厂的UI(用户界面设计)设计师曾面试过不少设计专业的实习生和校招生。他不看重作品集里的作品花了多少钱，毕业展览的布置用了多少心血，甚至有时不看学生时期的作品。“我们只看重求职者是否有用设计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在他这里，实习作品的分量，比课程作品、毕业作品重得多。
他通常会在学生的课程作品里看这个学生的“审美”和“天赋”。但他提到，大部分的学生作品都是“天马行空”的，缺乏实际的业务场景和实际调研，有的难以落地。但能在实习作品里看到其在业务环境中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可能存在的，“系统的工作方法沉淀”。
他提到一位令他印象深刻的求职者。对方只在小公司实习过，甚至是半路出家，研究生才学数字媒体专业的，他的作品集只展现了一个简单的交互设计页面，但在其中能看到他的复盘和思考，“可能他的收获只是明白——设计不只要为自己的创意负责，还要说服相关利益方，并考量技术到底能不能把创意落地”。
因为这种面向公众的毕业展的存在，每年学校都能从中发现一些社会的变化。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寇疆晖表示，对学校而言，这场毕业展览并非一个句号，而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教学中已然发生的变化，“也提醒我们持续追问：如何让艺术教育更贴近真实生活？如何让青年创作更深地介入城市与社会？如何在技术剧变的时代，守住人的创造力、审美力与文化判断力？这是当代美术教育必须持续作答的时代课题”。
贵有贵的拍法，便宜有便宜的做法
一位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大学教师告诉记者，为“破五唯”，帮助学生更好地面向实践和就业，他所在学院，尽管学生并非“艺考生”，也可以选毕业作品毕业。比起论文，他越来越倾向于让学生选择毕业作品。
这位大学教师坦言，老师们默认毕设需要投入成本，但“贵有贵的拍法，便宜有便宜的做法”。
2022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上，一部叫《智能手机》的电影入围，其成本只有300元，其中150元都给了没出镜的女主的配音。尽管电影画面单调，后半段“可以靠听”，但情节波折，引人入胜。
这位老师并不否认更多预算能带来更好的画面和声音，但他提到，“内容肯定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考虑呈现”。
他会鼓励学生互相合作，以免去一些人力成本，也会建议他们多从自己身上找选题，“新冠疫情那几年，出了很多非常不错的私影像”。受出行所限，一些学生拍摄纪录片毕业，主角是自己、朋友或者是父母，“这些选题接地气又有思考”。
一名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花了大力气在自己的毕设上，尽管她已经拿到了一家互联网大厂产品经理的岗位offer(录用通知)，与自己的本专业关系不大，但她并不后悔。她拍摄的题材是“母女关系”，把很多没说出口的矛盾埋藏在片子里。拍完这个作品，她感到有些事终于能过去了，“这对我的疗愈是难以用价格衡量的”。
1995年，贾樟柯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和二十几个同学凑出各自资源，想拍一部叫《小山回家》的短片。摄影师借来一台摄像机，录音师靠关系找来话筒和录音机，贾樟柯拿出自己写电视剧存下的积蓄。设备被提前收回，他们没有钱再租，剧本里一条完整的线索被迫砍掉；剪辑时没钱租机房，到处蹭免费两三个小时的空间，有时刚坐下就被轰走。但就是这部粗糙的作品，帮助他找到了第一部长片《小武》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成为他导演生涯的起点。
这些年来，学校也在探索如何给予学生补贴和支持，其中体系比较完善的高校之一是北京电影学院。
1958年8月，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这也是现在的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如今，北京电影学院的本科生每年可以申请“毕业联合作品”，通过答辩后可以分批获得“青年电影制片厂”的资金扶持。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李伟提到，此举旨在形成“教学-创作-竞赛-孵化”的闭环育人机制。
此外，据记者了解，国内部分院校会为学生提供毕设资助，如中国美术学院会为毕业生提供数百到上千元的资助，南通理工大学为艺术类学生每人划拨200元的毕设预算。大多数院校在学生作品被评奖推优后，可获得一定数量的奖金。
林悦提到，自己的本科学校会以工作坊的形式支持学生的毕设作品。工业设计专业要求学生做出1∶1的产品模型。工作坊里的机器是免费的，还有老师专门帮你把想要的结构做出来，“学生可以在工作坊买一块木头，锯成想要的形状，再打磨”。纯手搓就可以省一大笔钱，但代价是成品“不够精致”，但“老师最看重的仍然是你设计的产品究竟是不是解决了你最开始提出的问题”。
不仅是设计要解决问题。每年毕业季，张然总能听到“因为拍片闹掰的事”，看到因为和导演有一两句话不对付，就删掉已经拍摄的素材罢工的人。拍摄费用如何分担，也往往是矛盾的焦点。
但在张然看来，这或许就是毕业作品真正的意义所在。缺钱、缺人、缺资源，恰恰是“艺术”这门课的一部分。
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奖《狂野时代》的导演毕赣拍摄早期作品时，都是在家乡凯里完成的，演员是他的小姑父。大二时，毕赣拿着姑妈给的一万元，试着实践自己的学习成果。后来，他在一些电影节上认识了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后面拍《路边野餐》的班底。
拍摄《路边野餐》时，他的兜里只有2万元。后来大学老师又“投资”了10万元，最后这部走上大银幕的电影在拍摄期间只花了20多万元。
“你在行业里、在市场上，这种事只会更多。”张然打了个比方：“毕设相当于下山之前，师父交给我的最后一道考验。没通过考验，下山可能挨更多的揍；通过了，挨的揍就少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林悦、邓杨晨、张然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 实习生 蒋一丁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7月29日 05版